红官印

作者:大话正点

第六百五六章、金善女啊

市公安局有数以百计默默无闻的刑事、技术、侦查专家,据称其中一部分都在负责解决近年来悬而未决的众多挂牌命案。他们努力地工作,恪尽职守地花了或多或少的数月、数年时间研究案发当时留下的文字、照片或影像资料,中心任务是:如何尽快地找到销声匿迹在茫茫人海中的真凶,旨在找到将它们送上手术台、或者至少能阻止它们再次发病的办法,清除那些使社会肌体隐隐作痛或吱吱作响的毒瘤。

  与这些人相比,刘海洋无疑是“幸运”的,作为刑事主管,他只研究刚刚发生的这起程贵阳案。但他同样需要追溯尘封在此案背后的一些历史成因。

  他现在追踪的就是尽一切可能核实并锁定枪支来源这条线。

  确认或排除。

  大门外柳雅致关上手机下车,走进刑警支队大楼。

  她不是有意拒绝或回避跟老总继续交流探讨。老总一走,她知道她又是病犯了,说服不了自己就跑到卫生间去蹲着。然后再回来想方设法让自己屈服。她突然看见墙上的壁钟指针已经到了自己跟支队长的约定时间,她决定不等了,退出争吵,见了支队长之后回头再说。

  他们相约几分钟之后见面,地点是在楼下的一间值班刑警居住的集体公寓的一间小办公室里。这是刘海洋的意见。几十名媒体记者,整整在公安局内外守了一天,就在截稿时间到来前的最后一刻,许多人还无法将他们的想法落在纸上。“他们一直坐到天黑,快下班才撤走,干你们这行,赶写一篇稿子看来真不易。”见面后刘海洋说。

  他理解,同情这些新闻人,谈话中的观点对柳雅致来说是前所未有的。他声称自己也很头疼,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应付案子本身,包括指导工作,要程贵阳的一切信息和口供,追查枪源和其他同伙,追踪赵小鬼儿等等,一方面,还要面对领导,包括市委及更高层领导的随时电话询问。

  寻找可以使这一切平衡的“指导方针”是根本没有希望的;所有为被害人、案件本身、社会舆论、进展情况付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数以千计的人为的“破大案”,可是程贵阳到位,却一时一刻无法“拿下”,怎么能面对数以百计的各级领导询问下的庞大问题呢?

  只有唯一强大的人性杠杆可以考虑所有那些复杂的问题,即:程贵阳愿意说话,说真话,决定告诉他们谜底。但到目前为止,所有一切交待都会给他和同伙带来麻烦,所以他顽固得很。程贵阳和他的朋友对这个问题早已有了非常重要的认识,至少对他们来讲是非同寻常的,这些人将如何面对呢?

  更关键的是,他还要天天面对纠缠他的各方面记者。他告诉柳雅致,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就像制造一台复杂的永动机。他们可以整夜探讨它的各种细节,数据,关于那些飞轮、齿轮和滑轮。但是,一向信心十足的张铁山认为,制造永动机是不可能的事。面对程贵阳,那是徒劳的探索!是没有结果的!

  只有动刑。

  请示几次报上来,刘海洋感到遗憾,进退维谷。

  他相信,程贵阳不是什么铁嘴钢牙,重刑之下,他或多或少会有所交待。无论经验还是事实,对此他都坚信不移。但那样一来,首当其冲的不是他本人,而是公安局长!

  刚刚有刑警在不久前被送上法庭,所为之事正是目前他所受的困境,个别同志不冷静触犯了法律,被犯罪嫌疑人家属控告。柳雅致似懂非懂地听着,离开时,手中的材料袋交还给支队长。支队长笑笑,拿在手里打量一番,看样子他忘记了想跟她谈谈,听听她感觉和想法的话,因为他没有再提这个话题。当然,也许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他,她不好问。

  可能没有一个警察主观上喜欢刑讯逼供。可面前这个剌猬,他们该怎么办呢?支队长当然不是向记者讨教,而是一种愤怒,一种自语,一种**。对于柳雅致的唯一一个询问,也是她此来的第二个目的和最后努力,刘海洋回答得非常坚决:“不行!”“别说现在案子并未全破,即使全破了,我也不能同意你们把《犯罪日记》的内容全部捅到社会上去。”

  基本跟柳雅致的想法大同小异。

  路上,坐在车里柳雅致非常沮丧,觉得无法回去面对自己的老总。

  ※刘海洋一分钟都没有在那里停留,回办公室锁好材料,下楼。程贵阳不开口,不是还有个金善女吗?总会有些收获。只要工夫深,铁拈磨成针嘛!